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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其内容体系中的一些带有皇权专制性质的元素如三纲男尊女卑愚忠愚孝等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并被作为糟粕而遭到了否定。
多数意见为州政府制定专断的、压迫性的法律扫清了道路。回顾最高法院卷入政治纷争的判例，采取司法克制立场的判例（司考特和布雷西）未必好，而放弃司法克制立场的判例未必坏（当然，好和坏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俗见）。
参见：Posner：Law and Literature（1988），PP．284—285。原告声称，合同自由乃是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的，未经正当程序而不可剥夺的自由。法院审查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不仅审查限制性规范与立法目的之关联性和必要性，而且审查立法目的本身的正当性。因此当事人是围绕一个注定要有答案的问题，进行一场注定要有胜负的较量——不是武术表演式的单练，而是互决胜负的对练。一人中签，众人将其杀害而分食血肉。
Thomas为天主教徒，对堕胎问题持保守态度。d．通知将导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对她的身体伤害。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
一项法律，即使是由一个经自由选举和公开辩论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按严格程序一致通过的，而且在通过后由一个执行机关按相关程序规则严格实施。其实，不是所有的社会变化都能够并且应当导致法律的变化。人们可以说，某原则有法律拘束力，乃是因为它符合正当理性，亦为社会接受。[15] 【编者按】为纪念八二宪法颁行四十周年，特编发夏勇先生这篇论文。
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在许多场境里都可能作为法律合法性、至上性的论据，如前文所述，法律反映人民意志、符合正当程序等，但是，归根结底，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是由价值法则推衍出来，并由价值法则决定和统摄。抽象表达之优长，在于有比具象表达更强的对具象变化的包容能力和适应能力。
在法律论证实践中，自然法与基本规则往往交互为用，主辅相替。如关于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领导，规定在《序言》中，而不像一九七五年宪法那样，在《国家机构》一章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像一九七八年宪法那样，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这次修改宪法只能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而不能以一九七八年宪法本身为基础。有两种不成文的高级法传统，一是自然法，它由古代斯多葛学派构建，在中世纪与神学结合，后来又由启蒙时期的自然权利论者用世俗的、个人主义的话语重述：二是来自习俗和不受质疑的价值和惯例的基本法则，它们既不必永恒不变，也不必为理性命令，但被社会成员认可为基本不变的。例如，在英国，关于高级法观念的演进是与法律至上观念的出现同步的。
（《学习新宪法》，第21-22页）。[10] 现行宪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确认并规定了一些既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又行之久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观念和原则。[9] 弗里德里希在谈到梭伦的雅典宪法时说道，他的‘宪法所寻求达到的各阶级之间的平衡，是为获得稳定的程序而实施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秩序，安定、和平与秩序是一切政府的目标，并且，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当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类理由）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传统的君主制而不是宪政制度，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定、和平和秩序。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公民权利，被宣布为宪法权利：基于宪法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宪政。
[4] 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政治社会中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这种自我优先的观念最终引发了自然权利观念，宪法的功能因此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保护人权的。[14]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参见W·F·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第10-13页。这也是宪政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区别所在。
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这种理论假设人类尊严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发现的。[12] 参见张友渔：《学习新宪法》，第5~6页。当初以1954年宪法而不以1978年宪法为修宪基础，说到底，是因为1954年宪法要比1978年宪法较好地反映了人民主权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宪法的一般特征。问题在于，法律要与时俱进，这要因应的时是什么？法律要行之久远，这支配久远的要素又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社会变化是通过多数人的意志反映到立法的，只要通过民主程序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制定和修改法律就有了权威的根据。根本法则是普遍道德的抽象形式，并因此成为普遍规范。
一般说来，这样的法则被看做客观存在、永久不变、普遍适用且至高无上的，无论是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国王，还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都必须遵守。[12]现行宪法也未能免却这样的尴尬。
[7] 这样的法则是一种代表更高的权威来源的正义，它在不同的法律传统里有不同的识别、论证、叙述和适用。这种基本价值的核心，不仅是人本的，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而且是自由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
中国的自然法、天法、仁法观念，参见夏勇：《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公法》第1卷，第49-52页。这一基本价值也是普遍道德。
[15] 西学东渐以来，吾国许多优良传统乃至某些根本法则因一味图新而淡化乃至丢弃。宪法改革尤须把握根本之道，不能轻言创新，以至伤元害本。[1]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都包含关于立法根据的预设。现代的程序法则即程序理性，它解决程序设置和程序正当性问题。
这样的法则如何识别和实施，取决于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安排。根本法则的功能特征，在于解决宪法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并在价值来源和逻辑方法上完成对宪政的证成。
（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第17页。多数人参与，并不能自动保证立法顺应时代，精邃隽永。
由是，可以说，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宪法所由产生的逻辑根据，并奠定宪法和宪政的道德根基。1982年修宪时，有人问过宪法是根本法，为什么老是改？可是，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就意味着要长期保留和适用1978年宪法的许多不恰当的规定。
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9]宪政主义的实质，不是简单地要求合宪性，也不是简单地要求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而是要求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张之洞曾提醒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宪法规范的制作技术在表述共通性、一般性、根本性的抽象原则方面是有欠缺的，[13]对宪法之法的认识和表述水平在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当从成文宪法里找不到把坏法律解释成违宪的规定时，法律家们往往从古老的非成文的高级法传统里寻求支持。关于立宪主义对罗马法渊源的利用，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175～189页。
尤其在使用严谨、精致的法律语言和技术制作高度概括性、原则性的抽象规范方面，还存在某些缺憾。注释： [1] 如，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型）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立法者能运用法定权力、通过法定程序来制定规则，也能同样合法地改变规则。宪法既不以任何一部现行法律为母体，也不以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为母体，那么，宪法所由产生和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呢？ 通常认为，社会变化了，如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法律就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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